唐京师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，是世界古代史上面积最大的都城。唐代建筑气魄宏伟，严整开朗，形体俊美，庄重大方，舒展而不张扬，古朴却富有活力，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。图为长安城复原图。
产生于宋代的“交子”，作为全世界发行最早的纸币，在世界货币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，中国的财政经济于16世纪以前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，康雍乾盛之时，中国的GDP甚至占据全球总量的40%左右。康雍乾虽是清朝最为繁盛的时期，但是倘若对比自秦至近代所有朝代，清朝未必算得上富裕。古代国家财政欠缺规范统计，民间财富更是多无计算，本文选取几个指标，试图从各个时期国家赋税多寡、人口变化、土地的增长、商业的发展程度等方面，探寻古代中国最为富裕的阶段。
秦：田赋虽重却与富裕无缘
古代中国的基本税赋制度是由秦朝建立的，其中田赋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非常重要。秦朝田租税率史称“收泰半之赋”，即为三分取二。当时土地亩产量平均只有一石（一石约30千克），每亩上交20千克，可想当时税赋之重。
秦前战国时期，全国总人数已经达到2700万左右，但是经过战国二百五十余年，尤其是接近末期，战争规模越来越大，杀戮愈加惨烈。如秦与三晋和楚的战争，直接斩首了130多万；长平之战，秦军坑杀赵军40万；东方六国之间的战争伤亡也不低于100万。至秦统一时，人口至少陡减了几百万。
令人惋惜的是，即使统一后秦朝仍未休养生息发展经济。秦统一后，北击匈奴、南下五岭、修筑长城、建墓筑宫，男丁所剩无几，甚至开始使用女眷做工，对当时的经济支柱——农业造成了严重破坏。秦末时全国人口不足两千万，国家经济几近崩溃。
汉：强盛国力因战而逝
汉初采取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，农民负担远远低于秦朝，并严格限制大修宫室，甚至连修筑长安城必须役使的民力，非常注意节制，与秦朝截然不同。
汉代农业技术发展迅速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赵过的“代田法”，充分挖掘了土地的潜力，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。汉代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了827万顷，粮食亩产较秦代普遍提高了30%到50%以上。
西汉有最著名的“六大一线城市”，即长安、洛阳、临淄、邯郸、宛（今南阳）和成都。长安城为西汉的京都，坐落在富裕的关中地区，其建筑规模恢宏，有“八街、九佰、三宫、九府、三庙、十二门、九市、十六桥”之称，人口密集，财富聚积。洛阳是西汉的陪都，当时商业极为发达，洛阳人甚至有“善为商贾不为仕宦”的说法。
到了汉武帝，其在位五十三年，对外用兵长达四十年。虽然这些战争重击了匈奴，保卫了边疆，但是大规模的长时期战争，使汉初七十年苦心经营发展起来的强盛国力难以为继。
隋唐：经济开启黄金时代
581年，隋朝建立。隋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据的动荡局面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全盛时期的转折点。
史料记载，隋朝初期，“诸州调物，每岁河南自潼关，河北自蒲坂，达于京师，相属于路，昼夜不绝者数月”。隋代曾修建了许多著名的大粮仓，储米粟多者千万石，少者不减数百万石，但是到开皇十七年都已经储粮仓满，可供使用五六十年。隋朝财政的富裕程度，达到了前代所未有的地步。
隋文帝杨坚甚至不知道钱从何来。开皇十二年，有大臣上言“库藏皆满”，杨坚居然还好奇地问，他既轻税于人，没有加重赋敛，也没有特别节省支出，怎么会有如此赢余？
隋文帝统治时期，户口益多，全国户籍达到907万户，口数达到5000万人，基本恢复到东汉时最高水平。隋朝耕地面积迅速扩大，至大业中，天下耕田5585万顷，超过汉代最高耕田面积的6倍之多。
唐代注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坚持农本思想，与民休养生息。经济上继续实行均田制，强化户籍管理制度，长期坚持轻徭役、薄赋税，富国强民的政策一百二十年不改变，经济各方面取得了较大较快的发展。
根据专家的研究成果，唐代的实际耕地面积应在800万顷至850万顷，比汉代大约增加了50万顷到90万顷。唐代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之汉代整整提高了20%。中唐后的税收和贡品已经出现大量的棉布，其制成品开始流入中原市场。
唐代商业很发达，市场商品满目琳琅，百姓日常所需商品都可在市场买到。商品经济还潜入穷乡僻壤，如湖南一些地区，曾有“丰年贸易不出境”的古训，后来也“商贾通流”、百货繁盛。
商业的持续繁荣还催生出行会组织。如长安东市有220行，洛阳有120行，其中有肉行、鱼行、农行、药材行、金银行、绢行等。长安作为我国古都到唐代已有七百年的历史，盛唐时算是它最辉煌的岁月。
宋：历史中最富裕的时代
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。唐亡后，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王朝，开启了两宋时代。
两宋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演进的重要历史时期，具有鲜明的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。宋代土地关系与以往不同，以“不立田制”、“不抑兼兼并”标志着已存在近六百年的中古田制的结束。
土地买卖的盛行，使得宋代土地流通率达到20%，一年之中约有五分之一的耕地进入流通领域。土地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宋代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，直接推动了行业与部门的分工，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，集市、草市、墟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，中小城市随之不断地扩展，商品货币关系日趋发达，两宋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。
太平兴国元年（976年），耕田数为295万顷，天禧五年（1017年）是524万顷，增加了200多万顷。同样的发展程度，唐代用了110年。宋代耕田的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利用土地，向江河湖海、高山坡地要田，与水争尺寸，无尺土不耕，山田悉垦，土地利用率甚高。
宋代是古代冶铁技术和铁制工具第二次变革重要时期。灌钢法、百炼钢法等广泛使用，铁犁的改进，铁刃农具的创新与推广，先进生产工具如曲辕犁等的推广和使用，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。
宋代粮食亩产明显提高，劝课农桑鼓励垦殖作为基本国策。宋代粮食亩产一般可达二至三石，以江浙为例，北宋初亩产为二三石，北宋末南宋初亩产为三四石，南宋时发达地区甚至可以达到六七石，宋代粮食亩产远超隋唐。
宋代在江西、福建、湖南、河北等地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许多新型的小城市，商品贸易的发达和市场的发展，促进了宋代城市化运动进程。据统计，唐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几个，而宋代则增加到四十余个。
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是继长安、洛阳、南京之后，第四和第五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。这样的城市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。
商品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货币关系发展。北宋开封城内，每一交易动辄千万，货币流通需求量不断上升。“钱荒”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最终使得白银的货币性质得到加强，并产生了纸币“交子”。
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，使国家赋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。据宋太宗说，宋代的赋税收入“两倍于唐室”。
与前代相比两汉人口最高为5000多万，唐代最高为6000万左右，这些人口创造了中国的汉唐盛世。宋代从仁宗开始，户数就超过了1200万，超过汉代，与唐代相当，到宋徽宗年间，户数超过2000万，每户5口计，人口已经超过1个亿，几近汉唐的两倍。
如果说封建时代人口增减，在一定时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否的一个标志，那么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明清：人口众多却不富
明代开国伊始，朱元璋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，加强中央集权，稳定社会秩序，恢复农业生产，明代经济得以迅速恢复，耕地面积大幅度扩展，人口也迅速增加。到洪武二十六年，全国垦田总数达850万余顷，为洪武元年的４倍。全国民户达1605万户，人口达6054余万人，比元代最盛时，增加了286万户和170余万人。
洪武十八年，全国税粮为2090余万石，之后逐步增加，到洪武二十六年又增长了三分之一，总量为元代税粮的两倍。当时人们形容，“宇内富庶，赋入盈羡，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，府县仓廪蓄积甚丰，至红腐不可食”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农业与工商业兴旺发达，市场繁荣，财政充裕，社会安定，海内歌舞升平，明代经济呈现出空前蓬勃的景象，形成我国历史上继汉、唐之后，封建经济发展的又一高潮时期。
明朝的繁荣持续不长，特别是武宗正德后，统治阶级日益腐化，官场政治昏暗无道，经济开始衰退。
至万历二十八年，国家岁入仅400万两，而岁出达450万两，财政赤字逐年上升。尽管此时张居正出任首辅，对政治经济进行了整顿和改革，国势曾一度好转，但却无法扭转明王朝日益崩溃的趋势。
明末清初，连年的战争破坏以及清军入关后对汉人的血腥屠杀，全国人口从明末天启三年的5100余万，到清初顺治三年的1390余万，短短的23年中，人口竟减少了3900万。
康熙当政后，为恢复生产，振兴农业，培养元气，发展社会经济，采取了一系列革旧图新的政策措施，以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。
清初，全国人口数从顺治前期的8000万上下增至康熙六十年的12000万人，乾隆十四年增至17749万人，乾隆五十一年增至39110万人。全国耕地面积顺治十八年549万顷，雍正二年增至723万顷，嘉庆十七年增至791万余顷。国家田赋收入，从雍正二年到乾隆十八年的29年中，田赋银增收32万多两、税粮增收372万余石。康熙二十四年库存银达2000万两，康熙四十八年库存银达5000万两，雍正年间库存积盈增至6000万两，使清前期经济进入了全盛时期，形成所谓“康乾盛世”。
虽然康乾盛世时期社会稳定，人口快速增长，粮食产量迅速增加，手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，但是新增的粮食仅能养活新增加的人口，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工具未有太多变化，社会发展没有本质进步。与当时的英国等国家相比，盛世质量并不算高。
自嘉庆年始，清朝社会经济由盛而衰，统治阶级日渐腐败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，外国列强乘虚而入，王朝制度摇摇欲坠，最终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